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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隆:教育的目的是做一个健全的人

2019年04月05日 00:00:00 浏览:47090次 来源:悦读课 供稿

        “目的”系大词,对大词我是一贯警惕的。有相当多的人,张口就是目的、本质、主义、方向,言至精彩处,只需一阵微风就可漫天飞舞去了。教育当然是有目的的,而且绝不止一个、不止一类;教育又可以没有目的,只要向人的方向自然和谐地走,不悖于幸福、合理的大主题,教育就应是世上最自由的事。

        我所以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做一个健全的人”,第一想谈的还不是教育,而是何谓健全的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学院派众说纷纭,民间亦有极富价值的想法。我的一个困惑是:既然事情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了,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教育孩子呢?后来逐渐发现,“比较清楚”还不是“一清二楚”,在教育——这一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事业上,参与者必须信念坚定。教育是投入极早、极大而收获很说不定的一件事,多少伶俐基因以及多么强的成本核算的意识,都不一定应付得了这一超长的征讨——征讨兽性、愚昧,开辟人的国。弹尽粮绝常有,恒可依靠的仅信念而已。

        对“健全的人”这一常被作为信念的施教的尺度和受教的达成度之自检验,我有以下一些话。  

早熟不是真正的成熟  

        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里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这段话揭示出教育——尤其儿童的初级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即急于把孩子导向成人的世界。不管“成人的预备”还是“缩小的成人”,实际上都是对“孩子”这一天然身份的牺牲。这背后其实是人类的求成心理。在更古久的曾经,孩子是人群里纯粹的消耗者,不足为稼穑,不足为渔猎,于是成年人便着急——恨不能天天求神保佑让这些小东西长起来,以分担成人的压力。其根本,还在于与现实的焦急对抗。

        等到我们终于可以不催着他们快快长大,并意识到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自有孩子的哲学,新的问题来了:我们要多大程度地介入帮他们成长这件事。过去这件事没商量,现在归结为一个程度的问题。主张干预的便想多介入,而主张自由的便不愿多介入。于是我们会看到两种极端的教育结果:一是“小大人”,系主张干预者所为,不论他们是积极主张还是无意识地把孩子置于一种被迫成长的境地;再就是“小皇帝”,外人看他们有点痴,终日在自己的禁宫深处,难以应付社会上的种种事,系主张由孩子完全地自主发展的那些人所为。我总结一下,儿童初级教育的极端情况,就是小大人的“太监性”——出奇的圆熟世故;和小皇帝的“帝皇性”——如在无菌环境一般。普通的孩子即是“太监性”和“帝皇性”的混合,有点像妻性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或华宁格尔所谓女人中有母妇娼妇两类。

        我们在生活中太常见这两类孩子。尤其逢年过节,亲朋好友啸聚一处,一定有些孩子表现得特别乖巧,把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逗得服服帖帖;有些孩子不怎么说话,但他们的学业成绩可能是很好的,因此也受大家伙的青眼。当然,理想的情况是二性之间有个平衡,孩子能懂事但不至于太老练,但我们须看现实,尤其在中国:恐怕“太监性”战胜“帝皇性”的情况较多。

        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套精密的权力话语里,对拉关系、走后门,总之破坏规则的这点事门儿清,自然而然地被推着成长起来。民国初有个教育家,叫高仁山的,其人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更是北大唯一一个被拖上菜市口问斩的教授,继李大钊先生后又一殒命于张作霖之手的北大人。这位几乎被遗忘的高先生,提出过明确的“超教育”理念,即不应就着教育谈教育,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尤其把教育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看——看它和时代的普遍联系。中国目前,或说长久以来的“超教育”背景就是权力话语的高度强势,孩子被权力提出的要求时时考问:见校领导怎么说,见年级主任怎么说,见班主任怎么说,及于男班主任怎么对付,女班主任怎么对付;而教育的从业者太多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把教育当作摇钱工具而全不作为一门理想化的事业,毫不在乎教育背后要有教育思想的支撑,孩子们应付起这些人更需用成年人打理权势者的那一套。

        中国的大现实仍是鼓励制造小大人,难听点,太监性——自宫人格。在这一现实导向下,很多家庭就会主动地把孩子往小大人的路上送。我们注意:早熟绝不是真正的成熟,催熟的瓜经常吃着没滋没味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成熟过早,就意味着在别的方面严重萎缩。因为人是有界限的,一个人的学习热情和体力都有相对的临界值,不足以帮他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孩子太会“混”,所失去的首先就是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的能力。

        人性作为一个支点,其上都有一副价值天平。如果一个人早早认识到:实干并真的做出自己的成绩是繁难的,但拆别人的台让别人也做不成却相对容易,就会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打下一个纠结的烙印:他永远面临着不必要的权衡。且不论那种权衡有多不道德,它会浪费人的大量注意力在别人身上,而不思从自己的脚走出自己的路。你说这是人性共通之丑,但它实在于中国更严重。中国人出了名的“内战内行”,对内斗乐此不疲。你能那么放心,成人世界这种背后呲牙的作风不会玷污到孩子?

        早熟固有其好的一面,实在存在着严重隐忧。健全的人,其要求之一便是平衡的人。如果你家孩子近来太会说话,小小年纪把大人都骗得一愣一愣的,万不可以此自矜。同样道理,也不太主张把孩子过早地扔进一种纯名利场,如造童星,其实都是逆自然规律而动的。互相“放卫星”,搞初级教育的大跃进,难道这么重重杀孩子一刀,就真的够他舔着自己未来的血早活上半年?一年? 


教育有A面,必须有B面 

        所谓健全的人,除去是平衡的人,还须明智。平衡和明智有内在联系,这不必说;问题更在于:一个人受教育的初衷必与摆脱愚蠢有关,必期望获得更高的理性,掌握更丰富的知识。知识背后有两条基本的伦理:其一,正视的勇气;其二,适当的道德敏度。

        回避真实是不利于教育的,但决定放多少真实进入教育的视野则是施教者需要头疼的问题。在极权国家或者有深厚极权传统的国家,真实都很成问题。反应在教育上,即孩子不能直接了解历史、沟通世界。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材,充斥着多少必将被时间剔除掉的东西?关键在于:这十分浪费教育时间。很多升入大学并有知识上追求的青年,都需费几年时间刷马桶一样刷干净脑子里的错讹、成见,才能开始看真实的东西。很多人质疑中国的高等教育,我认为高等教育——尤其人文社科领域办得不甚成功,一个硬碰硬的短板就是时间不够。从零开始不怕,怕的是从负开始,几年的大好时间用于归零,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常识的输入,到博士可能才做一点真正的知识层面的研究,更不知到副教授、教授、博导之何年何月,才有所谓各领域的突破了。

        反观我们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尤其初级教育,“正视真实”一直是个问题。承上文所言,中国人在一套大权力的话语里,为规避风险必曲意逢迎。从教育视角看,阻碍中国孩子成为健全的人的一大难关是他们被要求,或被训练做一个假人。我很不能看小学生写的国旗下演讲,很不能看初中生写的入团意向书及高中生、大学生的入党申请书。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孩子被训练得这么说话的?我更不能听几乎所有学生范儿的演讲比赛、“小记者团”提的所谓问题。什么时候起,从谁开始,中国孩子被训练成这种腔调?由假话是一剂强心的猛药,而逐渐成假话是家常便饭,更成为今天的人们一边嘲弄假话一边在人前熟练地使用着假话。更令我沮丧的是,同样是假话,现在说的这一套还没有过去的那套文气、典雅,如袁世凯逼诱黎元洪辞去湖北都督并予其副总统的一段回电:“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

        说真话、正视真话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真话才能令人萌发思辨能力。假话是单片的,非A面即B面;假话更是完善精确至无从着手,只能望洋兴叹的。比假话威力更大的是空话、套话,他既然什么都没说,你反对他什么呢?真话的形象可能傻乎乎,尤其那些藏着掖着,欲言又止的真话,是智慧的说话者有意卖傻。如,我们说“八股文十恶不赦,封建社会的邪恶统治工具”,这是说出了一部分真话,初读者尤其要陷入它明确的情绪导向里,先行消化作者或许打东土大唐而来的愤慨。可我们如果说“八股文的精神不可发扬,但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亦不可忽视其研究价值”,这更加完备一点的真话、平静的表达,就给了读者更大的摇摆其中的空间。真话是比较耐咀嚼的,不像假话之难以下咽及空话、套话之食之无味。当然,绝少万世的真话,能逞一时真实,我们即可表达尊重。

        另一条知识背后的基本伦理是:对道德有适当的敏度。那些人类中间最聪明的人都没少在“道德”上下功夫,玄奥的论述传到普通人这里,其实就一个问题:究竟哪条线以下,就是不道德了?如果孩子不知道道德是人类可渡的浮桥,而以之为深深楔进河床,经久不易的桥墩,那既不利于人格的平衡,也不利于锻炼思辨的脑筋。更何况,道德问题极容易勾起人的简单情绪,在某种情绪里,孩子更不可能妥善分析一件事。孩子看电影,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与其直接告诉他们二三流导演的预设答案,不如先引导他们建立一套暂时的判断标准,比如“不出卖同志”可以作为“好人”的一条标准,“不出卖良心”更可以作为一条标准。日久天长,标准的内容在变,但以标准为依据,而非直接拿来别人为别人下的判决书贴在自己的口腔底下,则成为他们走向健全人格的一条扶手。人生需要很多扶手,实在要怪眼睛长得太高,脚底容易打滑。

        人之峰回路转、崎岖颠簸是教育难以预设的,它和人的成长必是终生的相伴关系。而儿童阶段,人的变化尤其快,教育要跟上,必须保证自身是打开的,大脸一伸,随便挨你巴掌;但自尊深在我心。教育的自尊太容易被混淆于现实中的虚伪,而它必行的打开又太有似一句便宜的废话。从废话到信念究竟有多远?信念者把废话着实踏进地里,废话者把信念频频扬作追着屁股一溜跑的烟尘。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和人的关系:是谁在托着谁走下去。


教育工程还是个别拯救

        上文说过,中国的“超教育”背景并不好,钱理群先生在《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的讲话里就痛切地表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他更愿意“帮一个算一个”。

        我们拉长了眼光看,中国的整个历史,可曾有“超教育”背景极其有益于教育的时候?古代的教育亦很割裂。孩童阶段尚且是为人生的教育,稍长大一点就是奔功名利禄的教育了,教育缺少理想化的“理想”。大半篇幅的古代社会,难道不在权力的话语里?被一些知识分子奉为教育的黄金时代之一的民国时期,难道不在权力的话语里?真正把文化及百姓生活作为整个社会的主题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这就可大致结论为:我们只好“帮一个算一个”,好时代是不可期待的。

        教育实在只能是个人之事、家庭之事,国家、社会出面组织,但最终选择权在家庭手里,上什么样的学校、日后选什么样的专业,太多区别的考虑在里面,无法大笔做笤帚,一挥如一扫。中国的家庭可能又承担过重的教育责任,这和一些西方国家不同。倒不在于我们的好学校少,所以家长一方更费心,教育资源不平衡亦是世界问题;还在于这和传统伦理相吻合,实在“家长”就是家长。如此,有人就质疑中国要不要抉择:把孩子的教育责任更多地推向社会?

        从中国的历史现实看,好时代不可期许,“帮一个算一个”,可能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期,家庭还要承担绝大部分的教育责任,我不怀疑当今中国社会主动承担刚性教育职责的诚意,但它总体不具备承担的能力。我们还会继续为了各自的“存在革命”而战——这一来自哈维尔的主张如此深刻地写照中国的运命,为个人的存在、自己的生活,从人开始,宁愿采取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编制整个中国教育的大理想。可粗略概括为:中国教育这面旗是无数中国家庭一针一线补缀出来的,有家庭理想,才有集体的教育理想。这不可避免地将内斗的民族性继续发扬,将恶性竞争继续发扬,将狭隘的个人主义继续发扬。我的总看法比较悲观:可能红旗绣到一定程度,随风颓唐地起舞,后来者能聚在这不成气候的理想旗帜下,继续把理想做完整。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有一段著名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们看教育事业,似它永远要直触时代的最后智慧和最新愚蠢;要首先被信仰崩下来的碎片敲打脑袋,被怀疑的蚯蚓拱得到处松动;旱涝难保,阴晴不测。所以对一国的最大考验是教育,教育能办好,其他的都已办得很好,或将会办得极好;对一个人的主要意见也来自他受的教育,人其实都是教育的结果又只是教育的结果。

        我总觉得面对这么庞杂、持久的大事业,只有简单的道理能既不增加它的原有负担,又帮助一些人稳固教育的信念。如这句“教育的目的是做一个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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