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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逻辑

2019年05月31日 00:00:00 浏览:50986次 来源:政治学人 供稿

作者/胡柳娟

        中国共产党作为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在组合国家治理资源、编织政权网络、实现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同时,也在不断调试自身定位,进行自我革命。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的自我革命植根于党的执政使命、内嵌于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成形于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体系,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基本演变机理。新时代条件下,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继续前进,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人民本位和人民立场、适度创新革命的方法和态度。

        在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启了两大历史飞跃: 从夺取政权到实现全面执政是一个飞跃; 从构建现代政治到定型现代国家是另一个飞跃。从此以后,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在于沿用这一新型飞跃逻辑创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逐步形成政党、国家和社会相互协调、促进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组合国家治理资源、编织政权网络、实现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中轴力量,在推动社会与国家前进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超越,而这种自我超越源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源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因此,基于中国共产党 70 年来的执政实践,本文围绕“自我革命”这一鲜明品格来探索三个方面的问题: 自我革命的学理渊源何在? 演变机理如何? 新时代背景下,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创新与发展?

一、“自我革命”的学术含义和理论逻辑

        所谓“革命”,在马克思看来: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 会 主 义 不 通 过 革 命 是 不 可 能 实 现的”。在这里,马克思传递了两层含义: 一是革命是变革社会关系的重要历史前提; 二是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终极目标,但不通过革命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得出: “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这一重要论断。因为,在阶级社会,鉴于资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利益都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出面加以保护,而作为除了“锁链”( 被资产阶级奴役、压迫和剥削) 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利益没有直接的政治平台来保障,因而只能通过暴力的革命手段砸碎锁链来换取整个世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按照这样的逻辑,可以分析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内在进程应该是: 先通过革命手段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造,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发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系,并围绕这一体系的发展状态与发展阶段进行自身改造,以期实现二者在时空上的稳定与和谐。这对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意味着要同时满足双重需求: 一是满足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要求;二是满足新的国家、社会体系对政党领导与重塑权威的要求。所以,此时获得新生政权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就不得不面临如何保持自身行动逻辑与现代化国家运作相衔接,并由此开辟执政党的新历程,创造国家新奇迹的问题。

        显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其主导的国家建构过程中依然遵循着上述逻辑路径。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的革命运动和执政后的活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清楚地发现: 前者为新生国家政权的存在确立基础; 后者则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条件和保障,二者具有内在关联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有两个: 一是全面构建国家制度和培育现代社会; 二是实现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试。其实践路径在于: 第一,政党通过组织人事权把所属党员输送至国家机关直接掌握国家权力; 第二,政党通过在各行业、各领域设立基层党组织实现对社会的全面动员与掌控; 第三,在确立对国家、社会领导与掌控的同时,依据形势的变化实施自我调适,也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自我革命”。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下,就使得国家—政党—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有了运行基础,而政党在这一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此时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党作为支撑,那么整个政治系统将陷入一盘散沙,甚至还有瘫痪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是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政党,“除了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所赢得的另一份重要成果,无疑就是党本身强大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权威”。因此,中国的政治运行逻辑不能仅仅局限在遵循政治三要素运行的基本规律之上,还应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功能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等因素。因为,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和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已经积攒的优势并不是都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有些甚至由于环境的变化对执政党带来了反面的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面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强化自身变革和提升自身适应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敢于担当、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成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走得更远的重要因素。

         纵观世界政党执政实践,没有哪一个政党不是因为善于自我革新的特质而走向兴盛,也没有哪一个政党不是因为保守、固执走向沉沦。例如,在墨西哥执政长达 70 年的革命制度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发挥了很好的功能,但是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为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革命制度党提出了理论更新,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转而提出“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这种错误理念,进而导致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劳工阶级,削弱了执政基础,最终走向垮台。

        从梳理的理论逻辑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应保持绝对主导与领导核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应看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党”身份的转变,决定了这种地位和优势并不是暂时的。因为,政治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变化的、批判的、革命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政党自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转型,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恰恰体现了这种辩证范式。因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突破陈规、开拓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动表达。

二、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演变机理

        1956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看到,社会领域的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生产力的进步也促进社会变革。党的自我革命也是在这种互动逻辑中进行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生产力、国家机制体制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大的政治核心,也必然随之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断促进政党自身的成熟。那么,新中国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推行自我革命的征程中其内在演变机理有哪些呢?

(一) 植根于党的执政使命

        现代政党政治实践规律表明,任何政党都是应一定使命而存在的,政党的使命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政治系统中的生存状况和对未来政治运行状态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一旦承担起某种使命,就意味着与相应的政治体系联系起来了,并因所承担的使命而成为政治体系的中心,同样,在这一过程中,政党自身也会因这种使命而在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实践中获得新生与发展。所以,政党为使命而诞生,而使命也将成就政党伟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在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结合不同历史发展潮流,不断明确使命定位,给予了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因而,要精准把握党的自我革命这一独特精神气质,就必须首先深刻解读党的执政使命这一内在奥妙。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内忧外患夹缝中生存的政党,强大的使命承载使得政党在赢得政治生存空间和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培育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结构弹性和强大调适能力”。这种能力的最直接表达方式就是,党依据执政使命来实施自我革命。恰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改造和重塑社会体系,还要创造新型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由此,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了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分界点,实现了从“革命力量”到“执政领导”的身份转变。之后,从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时期,到改革新时期,现代化发展、国家建设以及民族复兴目标使命始终伴随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全过程,是其成为执政领导力量之后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新中国70 的积淀,改革开放40 年铸就的伟大成就,中国从赶超型发展中国家迈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全面建设之后,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得政党与国家、社会的联系与互动日益紧密,党在政治系统中的这个轴心位置不断攀升,政党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得以集中体现。

(二)内嵌于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对于现代政党而言,政党思想理论体系的作用毫不逊色于政党在道义上的使命担当。因为,对于政党而言,思想理论体系的规范化,决定了其价值、地位、功能和取向,是链接政党过去、现在、未来的必然产物,思想理论体系中包含的精神价值决定了政党在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面前表现出的行动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构建和完善政党思想理论体系,不仅是政党建设的重要范畴和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执政党建设科学化、规范化的内在要求。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程来看,其自我革命的力量与勇气,很大程度上源于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其蕴含的价值精神。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并创造性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灵魂,这些思想通过进入社会,便自发形成政党权威,进而促使政党直接赢得社会,创立新的国家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环境对中国共产党角色的塑造,思想理论体系依然依存于政党组织,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与革命年代不同的是,执政后的思想理论体系着眼于执政、建设、改革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时空轨迹,其植入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明显表现为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同时,其践行的规范性重于嵌入的灵活性,结果导向就是延续了思想理论的生命与活力,反过来也可以说,行为上规范性与形式上灵活性的结合,决定了其核心倾向在于追求政治运作的稳定和执政身份的认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志转化为了政治机遇和成效。

( 三) 成形于组织原则与制度体系

        对于任何政党组织来说,都存在组织原则和制度体系两大基本要素,他们作为一种水平运行形式,与政党的成长、发展相随而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两大要素折射出了两方面的含义: 从价值层面来看,以凝聚党内共识,达成党内统一意志为基础; 从实践层面来看,二者本质上是作为活动原则贯穿于政党运行全过程,是维持政治运行秩序的保障因素。因而,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制度体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在领导国家政权中实现“自我革命”必须要探讨的要素。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遵循的根本组织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自身定位和自身建设环境的变化,尽管民主集中制依然“是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一 个 不 可 分 的 组 成 部分”,其在中国政治形态中反映的精神与革命战争年代是一致的,但在表现形式和运用范围上更为宽泛。因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核心精神原则下,民主集中制并非一味推陈出新,而是在立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精神内涵,并激发新的内容和功能。基于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落脚的内容不仅反映在党的建设内容上: 党内民主决策过程;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 党群关系构建; 党内干部人事制度安排等; 还表现在国家权力运行架构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理论框架的创新在于: 改变和阻断了长期以来对“民主”与“集中”的对抗性认识,放大了民主与集中的实践价值与意义,适应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取向问题,而且也让中国共产党从夺权政权的政党向全面掌握政权的政党转变,从国家政权的执政力量向领导力量转变。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实际领导核心,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种领导必须受到制度的限制,通过制度来保障党的实际运行与现实发展需要保持动态平衡: 既不偏离既定轨道,又不偏离发展规律。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不断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党内制度,形成了一部党章、三部准则、二十多部条例以及一系列规则、办法、规定、细则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多维立体制度结构,党内制度体系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在对制度的修订中,最核心的要素在于避免制度功能的空虚与紊乱,直接表现为: 制度内容与程序的脱节。所以,制度上的破旧立新,需要在内容上对其进行不断修正与完善,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 “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就这一点来看,反观党内制度的修订路径,比如从 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内容上的修正与创新就进一步明确了从严治党背景下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倾向,突出了实效性。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现实逻辑

       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演变一再表明: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强大的基本精神特质和推进战略。新时代条件下,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也在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如何在正视执政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继续前行,依然是时代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道新命题。

( 一)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 70 年的经验表明: “强有力的权威的存在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现实政治的发展轨迹并不是自发、孤立的,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确立、社会发展形态选择、政治路径把握上中国共产党都发挥着能动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了保证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领导地位,如果忽视这一力量的存在,势必无法充分认识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不仅需要延续和保持这种领导核心的内在规定性,还需要用“自我革命”的精神重新建构和重塑党的全面领导。因而,可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新时代背景下,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 8900 多万党员,45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如果组织涣散、缺乏集中统一,那么就不可能形成统一意志,更不可能完成执政党肩负的政治和历史使命。因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只有凝聚党的意识,拥护党的核心,才能最终实现团结,形成国家建设新征程中的磅礴力量。第二,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全面领导,不仅仅是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而强调,其根本目的在于要保证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在一个有效领导的条件下展开,因而,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为问题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把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打造成为协调社会、教育党员、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 另一方面,严肃党的纪律与规矩,用法律法规、党纪党规约束党员的权力与活动,形成良性循环优化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党的执政形象。第三,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融合。中国的政治逻辑衍生政党、国家、社会三者命运的协同关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客观上要求处理好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所以“治国必先治党”。因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一方面,积极推进和优化机构改革,实现党政机构职能部门合一,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政机构职能关系交叉、重叠障碍; 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要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把治理现代化理念充实到党的建设各领域,保证党的领导更加有力。保持党的思想建设与时俱进,实现执政理念现代化;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保持政党活力; 加快党员干部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实现执政队伍现代化。

( 二) 立足人民立场和人民本位

        关于人民立场和人民本位的表达,早在 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作过经典论述: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并且“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 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里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不分民族的利益”以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就道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本质的区别,即是否坚持群众的阶级性与人民整体性的政治属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建党伊始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工具,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现状,把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重要政治资源,党和人民始终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现实,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所以,坚持人民立场、秉承人民本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动力来源。那么,新时代条件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如何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与新期盼呢?

        对此,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 在延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 70 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基础上,着眼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作整体上的改进与创新。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一种坚持人民主体和人民本位的新型政治权力关系,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这一理念获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并走到了今天。其历史逻辑可以表达为: 人民主体本位激发党的创造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推动了人民对党的新要求,新要求导致为人民服务的重塑与再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自我循环中实现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逻辑决定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理念与主张的本质精神是一直不变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要置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语境,把这种价值理念在具体内容和范围指向上能涵盖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方面面。换言之,就是通过呼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其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产、生活建立紧密联系,并渗透和服务于各领域。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 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上提出“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在国家政治权力运行实践中,提出“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等等。这样一来,不仅实现了对党的理念、宗旨的正确解读,而且通过具体、强大的现实安排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从无形走向了有形,从抽象走向了实体,构成了党的宗旨理念整体上不同程度的现实创新。

( 三) 适应不同执政环境,提高执政能力

        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其政治系统的建构,是一项复杂行动过程与行动逻辑的集合体,一方面取决于其施政理念、价值原则、政策方针本身是否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 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党在政治实践中遭遇挑战时的反应能力。因为,前者构成了人民对政党的认可与认同,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 后者影响他们所创建的政党的力量和形式,决定了政党的执政生命周期。这既是政治中的现实,也是现实中的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自我革命”精神,不仅意味着自我突破、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也决定了政党必须适应不同的执政环境,提高执政能力。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就实现了时代、政党与人民三者命运的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基本逻辑,也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方法及其对待态度提出了新要求。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做到: 第一,摒弃传统思维,做好角色定位。执政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研究政党政治过程中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如果执政党在政治运作中,长期以“管理者”、“裁判员”等命令型姿态出现,会导致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处于单一“命令-服从”模式,拉大执政党与社会的距离,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因而,新时代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精神首先应该体现在自身角色定位上来,摒弃传统管理思维,树立“务实”、“服务”、“包容”理念,通过“对话”、“合作”、“协商”等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进而突出政党的责任与使命。第二,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自我革命”精神从本质上说,“更具积极谋划、自觉发动、自主掌控的特性”,而这一特性的获得依赖于清醒的自我认识,恰如邓小平同志强调: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此意义上,批评与自我批评构成了实现这一价值认识的基础。因此,这样的革命,强调自我肯定的同时,还要不断自我否定和查漏补缺,在循环往复的肯定与否定中进行自我修复与更新,进而实现全新探索。第三,自信回归。“自我革命”精神不仅是新中国 70 年来所探索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定型化积累,还要看到,这是构建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超越性支撑。在这一过程中,自信成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既是政党对自身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刻把握,也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前途的全面把握,一旦被确立起来,就一定能实现政党、国家、人民都进入稳定、和谐的状态,开创政党执政新局面。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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