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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报告:2019

2019年06月12日 00:09:00 浏览:50063次 来源: 中改研究 供稿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导读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

       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摘要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比2017年减少200万、减少12%。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从老龄化看,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或从19%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4.2%。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年总和生育率达1.96。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1.9%,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6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5%,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目录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正文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查避孕药和用具。

       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

       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

       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1)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如期出现。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第一轮婴儿潮出现在1950-1958年,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峰值接近2300万(1954年),出生率基本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平均5.3。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均大幅下滑。第二轮婴儿潮出现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峰值超过3000万(1963年)。这其中既有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因素,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不过,在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下,1970-1977年出生人口从1970年降至1789万,出生率从33‰降至19‰,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8,1980年更是低至2.3。第三轮婴儿潮出现在1981-1991年,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峰值2550万(1987年),出生率大致在20‰-23‰之间,总和生育率平均2.3。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4左右、修正后约1.6。第四轮婴儿潮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而消失,2010年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18,修正后仅1.5。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即减少约12%。“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从分孩次生育情况看,2014年以来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在于75后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但一孩生育率走低和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预示出生人口后将大幅下滑。2013-2017年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二孩出生人口占比从31.1%上升至51.3%。但一孩总和生育率总体下滑,出生人口占比从64.3%大幅下滑至42.0%。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明显下滑意味着不少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而没有一孩就不会有二孩。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200万、约12%,总和生育率降至1.52。


       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0-35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后续出生人口恐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在修正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低龄人口漏登后,我们估计了1982-2030年育龄妇女情况。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18年降至3.5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3.0亿。其中,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到2018年降至近1.6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1.1亿;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2018年约7000万,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约4100万,降幅约41%。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


       2)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2)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达3.9亿,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65。2017年有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15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0个月以下,7个省的养老金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3)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比较接近现实,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4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2008年后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达1347万对,之后持续下滑至2017年的1063万对,粗结婚率从9.9‰降至7.7‰。离婚登记对数从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万对攀升至2017年的437万对,粗离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6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4.2%,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
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增长13.7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7%增至4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7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5.5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7年为9.5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持续降至44.1%。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17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7.6%。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立三级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306元、人均住院费用13088元、日均住院费用1334元。在此影响下,1995-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451元,上涨22.4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8.4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从3.1%升至7.3%,农村从3.2%升至9.7%。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7%、51.1%、50.5%、27.2%。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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