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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远同志如何引领我们走向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何祚庥

2020年07月11日 00:10:00 浏览:42458次 来源:世界华人报
光远同志如何引领我们走向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何祚庥

      (一)2020年6月30日,我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9周年的全体党员大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我个人之所以会参加革命的行列,是由于当时参加在上海交通大学涌现出的学生运动中,有一些先进分子介绍我读了一本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苏联学者列昂节夫,写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此书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最著名的一段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我觉得这段话“太正确!太好了!”于是一心想走向革命,走向共产党。
        但是,真正引导我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路,却是于光远同志。2016年12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刘戟锋和贾珍珍访问,记录并撰写的关于何祚庥的一本口述史,“书斋内外尽穷理”。其中谈到一件事实,我怎样被“点名进入中央宣传部”。
        “我与中宣部结缘是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著作,第一次提出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1950年1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召开一个理论问题讨论会,找一些青年学生座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清华大学的校党委就叫我去参加这一座谈。
       在清华大学办公楼前的大操场上,我们一人一个小板凳,围成了一个圈。于光远非常谦和地作了自我介绍,他也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也是周培源教授的学生。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于光远问大家,都学过了哪些革命理论?轮到我举起手,回答说,曾在1948年的1月,在沧县办的一次地下党的培训班里学习过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一篇长文,也将培训里能找到的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也尽可能地大体上都浏览了一通。学理工的学生竟然读了不少理论书籍,这给于光远较深刻的印象。
       座谈会开到后半段,于光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于是,我问于光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说,语言没有阶级性,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是不是也可以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光远同志当即回答:“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说,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直接联系,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就随之而变化。语言的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语言既可以为旧基础服务,也可以为新基础服务,上层建筑和生产没有直接联系,而语言却和生产直接联系。但是,斯大林所指出的有关语言的这些特征,自然科学也都具备。所以,看来自然科学很可能也是没有阶级性的。”
        “正是光远同志在座谈会上,光远同志以如此明确的语言,回答了我们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使我们大受启发,也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创造性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或许是由于我向光远同志提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1951年,我由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也就分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在光远同志领导下工作。”
      (二)光远同志领导理论宣传处,后来是科学处的一个重要领导方法,是组织大家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等理论著作。他自己更关心的是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我曾经较深入地读过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而且还在清华大学听到陈岱荪老师讲过西方经济学。自然而然地就会向他问起,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然,在那个时代,很简单,这完全是唯心主义学说!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自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包括于光远在内的不少在科学处里工作的伙伴们,就逐渐从这完全是唯心论,转变到暂时不讨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我和于光远,马家驹,郑必坚等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当然也还有龚育之、罗劲柏等人有多次的交谈,大家的看法和认训也就不断地有所变化,……直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后;那么,是否也要“吸收和借鉴”存在于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学,或又称为新古典主义综合经济学,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早在1955~1956年间,我和科学处另一位工作人员,我的老同学罗劲柏,曾在于光远同志影响下,合写了三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数学分析(一),(二),(三)”。在2016年和2019年,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增订版)的著作中,对上述三篇文章的创作过程曾写下以下的回顾,
        “1955年,我和罗劲柏均在中央宣传部的科学处任职。科学处处长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物理学家的于光远同志。1955年的中国,正从事“156项”的经济建设,其中绝大多数均是重工业项目。于光远当然会注意到列宁所写《论所谓市场问题》的这篇名文,并要我们去读这篇文章。正是在于光远同志的激励之下,我们将列宁所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的相互关系的数学计算,改为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和证明,当然也要讨论这些数学公式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我和罗劲柏同志写了这三篇稿子后,曾呈送于光远同志审阅并建议在《经济研究》上刊出。光远同志一看,这三篇文章竟然有如此多的数学公式,也就不得不怀疑这三篇稿子是否应送《经济研究》?那时,正值钱学森教授由海外归来,除做了许多科学报告外,还曾大讲特讲应该将数学物理学的方法,引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在听到何祚庥和罗劲柏已经写了三篇有关“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的文章后,他大感兴趣,当即表示他的《力学学报》愿意登出这三篇文章。光远同志一听钱学森愿意在《力学学报》的第1期、第2期上陆续刊出,当即说,“好吧!你们送给他吧!”这就是这三篇稿子为什么会在1957年间这一新创办的《力学学报》上刊出的原因。
       但是,真正促使于光远同志未送《经济研究》发表的原因却是因为我和罗劲柏同志的研究,竟然得出一个在当时是完全意外的结果!这就是“在何祚庥,罗劲柏合写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二)》中,已经以长长的演算证明,如果第一部类以尽可能的高投入持续增长,最终必定导致‘生产发生了中断’”。乍一看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意想不到的结论!原因在于:第一部类的优先增长,还要求有来自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充足供应。而如果在经济发展上一直坚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最终结果,必定是形成食物,衣料等轻工业、农业等行业的‘短缺经济’,而‘短缺经济’,就会造成整个国家经济停止发展!”但是,真正指导当时实际工作的那一时期的主流理论,却是列宁提出的“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我和罗劲柏同志探讨的结果,却是“持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必定导致“生产发生了中断”!“实在抱歉!尽管我们已得出‘生产会发生中断’的重大结论,但我们却不敢宣扬这一重大结论。我们只是小心地轻描淡写地说,如果认为‘在努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不需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了’,‘那也不对的’。”而从现在看来,“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中国和东欧、亚洲等社会主义国家,均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又先后均相继陷入‘短缺经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所谓“优先发展重工业”,必定导致“生产发生了中断”。
        不过,在1956~1957年的那一时期,当我们将这三篇文章呈送给光远同志,并希望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时,那时的何祚庥和罗劲柏根本没有意识到,也完全不懂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政治路线的问题,——而光远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就表示出相当程度上的犹豫不决!等到他一听到钱学森愿意拿去在他的《力学学报》上发表时,他也就立刻欣然同意,“好!好!你们交给他去发表。”
        而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和罗劲柏,均没有因这三篇文章,遭受一场劫难!
       (四)光远同志更关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别是生产力的概念,应包括哪些生产要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马克思曾强调指出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的力量。但是,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却未能找到一个“何谓社会生产力”的完整的定义。我的了解,在多位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写“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著中,往往均给出一个生产力的三要素的定义,亦即“生产力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其实,这一表述的真正的来源,是来自《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谈何谓“劳动过程”的一句话:“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后来的学者就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上升为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但是,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里,却将生产力的要素改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而因此,在斯大林以后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写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就从生产力的“三要素”学说修改为“二要素”的学说。斯大林之所以去掉劳动对象,可能有一个原因,劳动对象当然说的是自然界,亦即并不是人的因素。
       光远同志是主张“二要素”学说的。他写了好多文章。——至于我却不支持光远同志的意见。原因是,劳动对象一词,并非是纯自然界,而是‘人化’以后的自然界,土地,原材料,等劳动资料,都是‘人化’自然的产物。但由于光远同志的持续关注,使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应包含哪些生产要素?”这些均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里的一个根本问题。
      (五)由于我曾在1951~1956年,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长达五年半的时间,后来又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等科技部门工作过。而到了文革时期,当然就会关注那一时期的一大争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吗?——这一大争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2018年,我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第33卷第4期上,写了一篇文章,“回望1978年‘科学春天’”,其中详细地记录了在文革期间在中国科学院里出现“百日维新”,以及我曾介入的在“汇报提纲”里的大争论的过程。这篇文章也收在《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订版)》一书里。通过这一大争论,也就促使我更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否是生产力?这其实是个十分重大理论问题。生产力应由哪些生产要素所组成?科学技术是否也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这将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会走向何方。
       到了1978年,正是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又鲜明地提出两大论点,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另一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来,在1988年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说“要将文革时期的‘老九’,提到‘第一’”的地位。总之,在生产力的理念里,一是必须包含有科学技术,另一是在工人阶级或劳动者的组成里,还要加上知识分子。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鲜明地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邓小平又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成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邓小平最后说,“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接着又说,“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么,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又应该怎样将邓小平提出的两大论点,吸收并概括到马克思理论体系里面?
      (五)大约是在1989~1992年间,我们的自然辩证法学界,曾经为如何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之中,有过热烈的讨论,争论以及辩论。
        过去为了便于学习和记忆,喜欢研究自然辩证法一些学者,常常将生产力的理念,概括写成如下的公式:
        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而为了更突出科学技术的“第一”的性质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另一位理事长,龚育之同志,就将上述生产力的公式改写为
  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在那一时期,在自然辩证法学界的不少朋友们,大家一致叫好!当然,也还有一些朋友们,陆续提出一些更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方案。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们表示不赞成。因为在物质生产力的理念中,已经有了“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即“人的因素第一”,“工人阶级第一”。现在却添加了一新的“第一”重要的科技生产力。而显然,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中,不能有两个因素都是“第一”重要!至于我,我当然会支持龚育之。我建议的改进方案是,
       生产力=精神要素×物质要素
        =(科学技术+教育培训+管理经营+……)
        ×(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而因此,在物质要素中,劳动者,亦即人的因素,也就是工人阶级,是第一重要因素。而在精神要素中,科学技术,也就当然是“第一”重要的因素。而因此,两个“第一”的争吵,就此不存在。
       当然,我之所以把精神要素里还加上“教育培训”一词,还因为我和罗劲柏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曾合写过不少谈“教育也是生产力”的文章。而理所当然,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教育就应该是“第二”生产力。这一新建议的论点,曾在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有明确解答!
      (六)到了2013年,我在《学术界》的杂志上,写了一篇约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的长文。主张将上述有关生产力的“基本公式”,正式写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个数学的基本公式。而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就进一步发展为包括科学技术等精神因素在内的新政治经济学。
       如果我们较仔细地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发现整个三大卷的《资本论》,均是在建立和讨论一个基本公式,亦即由“无差别的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W,是来自三种不同价值的总和。亦即W(价值)=C(死劳动的价值)+V(活劳动的价值)+M(剩余价值)。
       而追溯这一公式的真正来源,却是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1卷,对“劳动过程”的探讨和分析。也就是前面曾引用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劳动或劳动本身,(亦即公式中的V),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亦即公式中的C)。至于剩余价值M,却来自接下去的马克思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增殖过程的分析,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其全部生产劳动,在抵销了原来投入的劳动后,会多生产出许多剩余劳动。而剩余价值,就当然是来自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在有了上述认识之后,原来所谓历史唯物主义里的生产力的“三要素”理论,其实就是上述《资本论》里所说政治经济学里的一个基本公式W=C+V+M
而既然在生产力的理论里,还要加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新的因素;那么,反过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也就应当将已有基本公式W=C+V+M也进行一番扩充。真正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因素,添加在上述公式上。
       近几年来,我和庆承瑞等人,共同合作进行的一件事,就是进一步将科学技术等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许多效率因子,统称为社会效率因子N,而且将“N”又“乘”在W上,并改称为效用或使用价值的WS,WS=N·W。
       而在W的公式中,又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理念引于有目的的活劳动V之内,但却将V扩充为包括知识劳动U在内的U+V。这就是我先后在2016年撰写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2019年又改写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补充版)》这两本书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新引进的一个有关生产力的新公式,这就是WS(使用价值或效用)=N(C+U+V+M)。
       由于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诸多理论和具体问题,无法在今天的研讨会上做详细论述,只能在这里扼要地介绍上述两本书所添加的新的基本公式。
       为喜欢进一步了解这项研究的朋友们,下面将附上一篇在前几天,我曾在网上发了“为什么在新时代要呼唤‘劳动×知识=效用’的新劳动价值论”的一篇新的论述。供在座的有兴趣的朋友们,翻阅一下我在网上刊发这一扼要的介绍。
       最后,当然要谢谢主持、组织和参加这次研究会的各位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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