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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罪入刑数额起点5000元该不该变?

2020年07月29日 00:33:00 浏览:52485次 来源:士读 供稿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庆立|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并于同年11月1日起施行。修改前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采用“具体数额为主,其他情节为辅”的模式。

        由于具体数额便于执行,往往容易造成“数额中心论”,即法官在量刑实践中问题突出,表现在:小额贪污受贿犯罪打击不力、大额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失衡,贪污受贿数额对刑罚量刑的调节作用因边际递减效应甚至出现尴尬局面,即贪污受贿达到一定数额后,贪污受贿数额对量刑就不产生实质影响,而且贪污受贿数额越大,行为人获得的潜在量刑利益也就越大。实际上,具体数额标准在理论上也存在缺陷:一是从法益性质看,贪污受贿犯罪的危害性除数额外,还表现在滥用权力、造成国家利益受损等方面,单纯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映其社会危害性。二是从法益受害程度看,同样的贪污受贿数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案件中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同,具体数额标准无视这种差异,不能真正反映轻重有别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由此来看,修改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多有诟病,难以适应当前严惩腐败犯罪的形势,应当调整。

        在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中,有同志指出,5000元的定罪标准已被各地司法机关变通适用,在部分发达地区出现了5万至6万甚至是10万元的定罪数额标准。实践中,确实不能排除有上述现象的存在,但究其主要原因并非系地方任意抬高入罪数额标准所致,而是“受办案力量限制、内部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检察机关自侦条线考核往往偏向5万元以上的大案和对象系副处级以上的要案,以致各地检察机关为追求考核成绩往往倾向于以有限的检力侦办大要案,对数额较小的普通案件表现并不积极,使得数额较小的普通案件往往带有选择性执法之虞。

        本次《刑修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具体数额为主、其他情节为辅”的模式修订为“概括数额与其他情节并重”的模式。

        但就当前实践而言,如何认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又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要确定具体数额标准,入刑数额起点至关重要。目前,就数额起点的讨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是“提高论”,认为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提高。有同志建议,“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规定一个具体数额的幅度,例如5000元到20000万”。也有同志提出,当前受贿犯罪的起刑点应该提高到3-5万更为适宜。第二种是“取消论”,认为基于破窗理论和严打腐败的需要,应坚持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第三种是“降低论”,考虑到与诈骗罪、盗窃罪、敲诈勒索等罪名的数额标准相协调,应降低数额标准。第四种是“保持论”,考虑到人们已经形成法律预期,且与相关罪名相差不大,故建议保持不变。

        我们赞同提高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的意见。零容忍无疑将扩大打击面,提高司法运行成本以致难以承受,压缩甚至取代行政纪律处分空间,还可能导致法条虚置和选择性执法的风险。二是降低论不可取。贪污受贿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与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犯罪侵犯法益并不相同,不必过分要求数额标准的协调性;即便有必要协调,但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犯罪本身的数额也不尽一致,难以协调;降低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又会造成与挪用公款、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等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协调。三是保持论亦不妥。从司法实践看,已定案的贪污受贿案件的数额往往大于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一定的数额所征表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保持不变的数额标准必然不能准确反映立法者立法时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1997年,现行刑法通过时,贪污受贿数额达到5000元的行为显然被立法者认为是具有刑罚可罚的社会危害性的,但时至今日,由于5000元所代标的财产量的变化,贪污受贿数额达到5000元的行为虽仍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仅从数额角度讲显然已达不到刑罚可罚的程度,故应予提高。从司法实践讲,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中对超过5000元的被告人定罪免刑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可见“提高贪污受贿犯罪起点数额”在实践中具有较为普遍的共识。

        至于提高的幅度,有学者提出,“可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主要基准,并在参酌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CPI)、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调节。”对此,我们赞同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基准参酌合理因素确定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标准。据1997年4月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199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3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按此增长推算,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5023元,而当年现行刑法确定的原标准就是5000元,二者基本一致。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情况不同,不同的数额在各地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尽相同,以及以往涉及数额犯之数额的确定往往采用司法解释确定幅度、各省市自治区具体划定数额的做法,实际上对贪污受贿犯罪概括数额的确定亦可采取如此方式。

        首先,将贪污受贿“3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较大。根据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性推论,按照2015年2月2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按此增长推算,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30850元。据此,可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的起点确定为3万元。

        其次,建议将贪污受贿“20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巨大。根据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性推论,原数额巨大下限为5万元,系原数额较大起点的十倍,按此倍比关系计算,可将数额巨大的起界点确定为3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0万元、挪用公款1000万元以上案件4834件,占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总数3.19%。从上述数据看,即便包括挪用公款在内,在十八大后严厉反腐的背景下,100万以上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量也并不多,据此推算,30万以上的贪污受贿案件数量可能也难以实现调整后各档刑罚的平衡,又考虑到单位行贿罪一般标准为20万元,且该档刑罚量已经做了较大幅度的降低,故以20万作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最后,建议将贪污受贿“300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根据原数额特别巨大标准与数额巨大的之间的倍比关系,原标准规定的10万元所征表的社会危害性,大致与目前60万元所征表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另外,根据2012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5条第2款的规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标准为50万元以上。上述50万的数额标准是以当时刑法规定1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标准而定的,按照倍比关系计算,应将刑诉法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标准重新确定为300万元以上。同时,由于以往实践中很容易造成刑诉法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与刑法中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受贿犯罪概念使用上的混淆,故为统一两概念的数额标准,建议将刑法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亦调整为300万元以上。

        目前,贪污受贿罪的标准已经由以“概括数额为主、情节为辅”调整为“具体数额和情节并重”的模式,然而,作为贪利性的犯罪,数额标准仍然在定罪量刑标准中具有优势,这从司法解释对情节认定中仍要求以数额为基础的规定可见一斑,故正确理解数额标准之划定,并以刑法教义学之态度检视司法实践,从而严格执行该数额标准乃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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