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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为何赢得人们衷心爱戴与怀念?

2020年10月18日 00:19:00 浏览:54972次 来源:铁卷文史 供稿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胡耀邦与世长辞。他离开人民30年了,然而我们不会忘记他。为什么胡耀邦广受人们爱戴和怀念呢?
 
        引发思想解放。世人皆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支持下刊登的。这一思想提出后迅速冲破“两个凡是”,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而引发思想解放运动和其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国家得以迈上发展的正常轨道,无数人民也因此受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和多位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而写成。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抓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件经由《理论动态》组修改后,送给胡耀邦过目。在胡耀邦的指导和审定下,5月1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给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想遏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

         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郭罗基回忆说:“他在中央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了4000多封来信,平均每天11封,比《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处理积案的效率高得多。我因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信不下30次,只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了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贡献,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作风非常民主。胡耀邦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非常亲民和具有民主风度。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电话来问是不是为某个人辩护。谈了几句,胡绩伟觉得胡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胡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胡耀邦主政时期,思想开放、作风民主。深圳蛇口的民主直选改革,更是他一生中的经典之作。胡耀邦留有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胡耀邦逝世后,人民群众自发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至今。


       
        文化氛围宽松,1979年。胡耀邦在当中宣部长后。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指出,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在随后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又希望文艺界产生未来的鲁迅、梅兰芳、聂耳、冼星海。

         1985年8月,胡耀邦任命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为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在胡耀邦和朱厚泽的文艺宽松政策下,1980年代成为中国文化繁荣、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是文艺青年白衣飘飘的时代,至今让无数知识分子怀念不已。


    
         爱护知识分子。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胡耀邦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其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平反,并尽力保护他们不被挨整,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作家白桦回忆说:“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以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并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冰心在胡耀邦去世后评价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

         以上可见,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为何对胡耀邦衷心爱戴和怀念。胡耀邦的历史功绩和个人品德是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一定的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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